诞生于1968年的IB教育,已经从当初欧洲的十所学校扩张到了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五千余所学校,并且仍在快速发展中。自1991年IB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IB学校数量就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校获得了IB认证,并且除了为大学升学做准备的DP项目之外,PYP和MYP项目也逐渐在全国落地。IB官网显示,截至2022年8月,中国已有261所学校开设了不同阶段的IB项目。
在IB教育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IB项目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中国国际学校在参与IB教育时存在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要进一步推动IB教育,尤其是IB DP项目在中国国际学校的落地,中国的国际教育从业者们必须要看见这些局限,并在教育实践中找到突破之道。
一,IB DP项目本身面临哪些阻力?
难以抉择的预备课程
作为直接关系到大学升学的预科项目,IB DP一直以来都是IB四大项目中最受关注的一个。要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并且要通过课程中的种种设置培养出面向未来的国际化人才,IB DP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于大部分孩子们来说,正式开始IB DP学习之前的过渡阶段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的各大国际学校在进入IB DP教学之前,主要实行着三种课程,分别是IB MYP、IGCSE,以及Pre-IB课程。
其中,IB MYP是IB DP的“正统”预备课程。作为IB课程体系中的中学阶段项目,IB MYP学制为五年,面向11-16岁的孩子开设。IB MYP课程包括五大领域和八大学科,其中对语言学习、国际意识、学术写作等方面的强调与IB DP的学习重点十分契合,能够从思维习惯上为孩子升入IB DP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国内的MYP项目数量只有DP的约40%,许多仅设有IB DP项目的学校并不具备为学生提供衔接的条件,并且这一项目的五年学制也将许多高中阶段才决定转轨国际教育的孩子拒之门外。
IGCSE在国际教育领域有着“黄金衔接课程”的称号,一直作为A-Level的先修课程而被广泛采用,有着与A-Level一致的学科范围,但课程难度只是“入门级”。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成熟发展,为IGCSE的课程质量提供了保证,国内一些有着多种升学路径的国际学校也将IGCSE作为A-Level、AP、IB DP通用的预备课程。两年制的IGCSE在时间上对高中开始接触国际教育的孩子更友好,但在语言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上,IGCSE提供的教育或许并不能满足IB DP的需求。
不同于上述两者,Pre-IB并非一个成型的课程,而只是代表IB DP课程正式开始前的预备阶段,通常为一年学制。[1] 目前,国内开设Pre-IB课程的学校或采用现成的国际高中课程,或自行设计融合课程。因校而异的Pre-IB课程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适配各所学校后续的IB DP教学,但也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各所学校的Pre-IB课程质量可能会参差不齐。
通过对以上三种主流衔接课程的分析不难发现,目前尚不存在一种完美的从普通中学教育过渡到IB DP的通道。中国国际学校在落地IB DP项目之前,仍需要认真思考、慎重选择与自身更契合的预备课程。
巨大的学习压力
IB DP几乎是国内三大主流国际高中课程中公认的压力最大的一种。课程的压力来自多方面,首先是IB对“全面发展”的要求。不同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擅长领域自由选课的A-Level和AP,IB DP要求每一名学生都必须学习语言与文学、语言习得、个人与社会、自然科学、数学、艺术六大学科,并且其中还要选择三门高阶课程(HL)。除此之外,学生还需完成知识理论(TOK)、创造行动与服务(CAS)、拓展论文(EE)三大核心课程,任何方面的偏科都会对总成绩产生影响。
在学习内容偏多的前提下,IB DP在考核上也并不放松。与A-Level逼近100%的超高通过率相比,即使在“分数膨胀”的这三年,IB DP的全球通过率也并未突破90%。并且随着IB让全球统考逐渐回归疫情前常态的努力,这个数字可能还会进一步跌落。
一项针对英国国内毕业年级高中生的调查显示,IB DP学生有着比A-Level学生更大的学习压力,他们也更容易在学习中感到沮丧与焦虑。[2] 对开设IB DP的学校而言,如何在帮助孩子取得优异的同时,为他们减轻学习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发展,依然是一个困难但必须解决的问题。
仍有限制的升学选择
虽然IB文凭已经得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所大学的认可,能够为学生提供极为广泛的升学选择,但内地高校并不接受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的IB DP毕业生。目前,非中国国籍的IB学生已经可以凭借IB成绩申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未来中国是否会有更多大学向IB敞开怀抱,仍然值得期待。
高要求的评估方式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IB DP的评估方式发生了改变,在没有条件举办统一考试的地区,学生的成绩由已提交IB的评估项目和老师提交的预估分数确定,这也对各学校教师的教学评估能力,以及学校的综合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在非考试路径的具体操作上,IB会根据学校往年的成绩为各科目的不同分数段进行“配额”,而教师则需要综合学生的实际表现和IB提供的分数配额来打分,并在此过程中与IB保持积极的沟通协调,以在避免给出过高预估分数的同时,保障每一位表现优异的学子都能得到公平对待。
虽然IB DP评估方式的改变只是疫情期间的无奈之举,但非考试路径评估对教师和学校提出的挑战无疑是一种提醒——IB不仅希望培养卓越的学生,而且期待教师与学校也一直保持学习与进步的状态,并有足够的实力以胜任意料之外的状况。
二,中国的IB学校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教学管理人员的选聘存在困难
IB从进入中国至今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其“爆发式”发展也是最近十多年的事。IB教育在中国并不算长的发展历史中孕育出的经验丰富的IB教师数量有限,而国内IB学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又对IB教师的聘用有迫切的需求。IB教师的供不应求,必然导致国内的IB教育出现一系列问题。
一是对新入局IB的学校而言,要招到高质量的人才会比较困难。国际教育领域的新校需要尽快用亮眼的升学成绩打造良好口碑,格外需要具有成熟教学经验的IB教师。出于认证需要,学校也需要招聘熟悉IB教育、具备管理工作经验的IB协调员来帮助开发课程、建设师资队伍。然而,以上两者在人才市场的“存量”都颇为有限。
二是国内优秀IB人才的短缺会导致学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频繁变动。中国IB项目的早期开拓者王芳女士在接受京领访谈时表示,在IB教育在中国还相当“小众”的二十多年前,较小的教育规模能确保每一位从业教师都得到相应的培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也有所保证。而随着IB学校数量不断增长,互挖人才与管理者跳槽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可能会导致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发展目标的混乱
部分学校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IB教育是一种“生长型”的教育。对学生而言,他们能够在这一课程体系下全面发展,实现“全人成长”;对学校而言,IB教育是一个永不止步的过程,学校在获得认证之后也应紧跟IB的最新发展方向,不断进行自我更新。
王芳女士在专访中提到,“开展IB项目的每一所学校都应该关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她曾作为IB顾问访问过许多IB学校,其中一些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渐渐趋于“疲惫”,从硬件设施到教师教学都停滞不前。这种将获得IB授权视为一劳永逸的心态无法让项目真正落地生根、实现长远发展,“这种功利心态伤害的首先是学生。”
中黄国际教育集团名誉校长崔建社先生也认为,虽然IB DP有着几乎和国内高考不相上下的学业压力,但IB教育仍然是素质教育、能力教育。抱着功利之心,“用应试教育的一套去理解、应对IB教育,显然是行不通、走不远的”。
IB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培训。IB教育旨在通过探究、行动和反思的动态循环来改变学习方式,这一理念暗示着IB对教师的双重期待:首先,IB教师需要成为引导者而非灌输者,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引导式、启发式的教学让学生自主探究。其次,IB教师需要成为终身学习者,在教学的过程中自己也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以适应IB教育的不断进步。
京领曾专访世界首位华人IB认证官张彤女士,她指出,国内一些IB学校只在申请授权时让教师参加IB工作坊的培训,而一次培训后便认为教师“都培养好了”,从此不再跟进IB后续的培训活动,每年只是按部就班地办学。然而,“IB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断前进”[7]。当教师长期未能跟进IB的发展,“培养能够胜任未来的人才”则无从谈起。
未积极融入国际IB社区
以“国际文凭”为名,IB从诞生时就带着用教育将世界联系在一起、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愿景。目前,全球五千多所IB学校均采用同样的IB课程大纲,各学校在此框架下自行设计具体教学内容。IB鼓励并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学校与教育管理者相互交流、学习,每年三大地区的IB全球会议,以及跨国界的教师培训机会,都是IB进行国际性的教育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
然而,中国的IB学校在此类活动方面的表现似乎并不算积极。张彤女士在京领的专访中分享了她对过去十余年间中国IB学校的观察:“我明显感觉我们好像在一个玻璃球里面,中国的这些学校自成一体,有点缺乏跟美洲或欧洲的沟通和链接。”[7]
她认为,中国的IB学校需要走出“小圈子”,去看看全球其他地区的学校都在做什么;或者参与IB全球会议,了解IB的最新理念和未来数年的发展趋势。在IB国际教育社区的交流与互动中,中国国际学校能够比较、反思、学习,从而实现与国际同频的发展。
三,IB教育的其他相关方面还有什么局限?
开展IB教育成本高昂
一所学校要想开展IB教育,需要投入大量成本。首先,IB的授权就是一个严格而漫长的过程。在申请IB教学资格之前,学校需要建设校园基础设施、培训教学管理人员、开发种类丰富的课程,以达到IB的标准,而从申请候选资格到正式获得认证,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
当IB授权申请程序正式开启之后,认证费用也不容小觑。亚太地区的学校需要花费6,100新元(约合人民币30,064元)以取得成为候选学校的资格。在取得候选学校资格后,学校每年要向IB缴纳13,500新元(约合人民币66,536元)的候选学校年费。正式成为IB授权学校后,这笔年费将根据学校具体开设项目而发生变化。例如,一所开设有IB DP项目的学校每年需缴纳13,865新元(约合人民币68,335元);而如果这所学校还同时开设有IB PYP项目,则其年费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增加10,130新元(约合人民币49,927元)。
具体到每名IB学生身上,IB还有着高昂的考试与评估费用。以IB DP为例,每名考生需要为每一门考试科目支付140新元,加上总计174新元的三大核心要素评估费用,一场IB统考将会花去学生1014新元(约合人民币4997元)的考试费。[8]
高额成本加上对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强调,为IB教育构建了一种“精英”乃至“贵族”形象,或许会让一些家庭和国际教育者对此望而却步,阻碍了更大范围内的学校选择这一教育体系。
社会对IB教育仍存在一定误解
目前,国内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对IB教育的误解,这些误解让家长对于是否选择IB教育有所犹豫。其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IB在PYP和MYP阶段不能为学生提供和体制内学校一样扎实的基础知识。
实际上,作为一种课程体系,IB为全球学校提供的是一个具有国际理念的课程框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与任何国家的本土课程结合。2021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后,IB明确表示其项目与中国义务教育课程不存在任何冲突,开设PYP与MYP的学校将在IB的框架下以中国义务教育课程的内容来开展教学。[5]也就是说,PYP与MYP的孩子所学的知识与体制内学校并无差异,但在IB探究式学习的培养与浸润下,他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技能或许还将实现更充分的成长。
四,结语
1991年,中国的IB教育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接下来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IB教育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之一。
IB教育在今天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仍有一些因素局限着IB在中国国际学校的落地。就最受关注的IB DP项目而言,缺少“完美”的衔接课程、巨大的学习压力、有限的升学选择,以及疫情期间评估方式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限制。作为开展IB教育的主体,中国国际学校本身也存在教师选聘、可持续发展、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而除此之外,IB课程背后的高昂成本,以及社会上仍然存在的对IB的误解,也是影响IB落地中国国际学校的部分因素。
以上种种问题看似棘手,但也并非无解。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IB教育进入了一个稍显平稳的发展期,对于国际学校的领导者、教师,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反思教育、发现问题、做出改变的最佳时机。相信在足够的关注与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国际学校会找到问题的“最佳解法”,让IB在中国的发展实现又一次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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